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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本书研讨生肖马的文化蕴涵,侧重说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该种动物在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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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丧葬文化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古人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人死后只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因而今生所需要的也是来世所必需的。《吕氏春秋?节丧》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各种“养生之具”都要随死者一同埋葬。王充《论衡?薄葬》中也说:古人“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匮乏,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马在人间发挥的巨大作用,赢得了人们的崇敬,人死后更离不开它。在古今丧葬文化中,都有许多与马有关的习俗惯制,如以马殉葬,以车马殉葬,以马俑陪葬,在死者墓前立石马雕像,扎制、焚化纸马以祭奠死者等等。
(一)马葬和车马葬
以马作为随葬品在先秦以前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很普遍的。早在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原始人就已经与马打交道了。考古学者在发现原始人类文化遗址众多遗物的同时,也发现了属于同一文化阶段的马骨或马骨化石。这些马骨有的是与人类共存的马匹死亡后自然遗留下来的,有的则是人们食用野马时剩余下来的,但有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作为随葬品的可能性。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真正以马作为随葬品的当在马被驯服以后,特别是马的重要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以后。
夏代有无马葬,已不可考。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至少在商代就已经存在马葬和车马葬。一直到秦始皇时,马葬和车马葬仍然存在,但已经开始弱化。汉代以后,以马殉葬之风走向衰落。因此马葬和车马葬的高峰期是在商周时期,而且多见于帝王和贵族的丧制。
商代实行马葬和车马葬,这从殷墟所发现的马坑和车马坑中可充分看出。马坑是用于殉葬或祭祀而掩埋马匹的坑,车马坑是用于殉葬或祭祀而掩埋的车和马的合葬坑。马坑主要发现于殷墟王陵所在地,即今侯家庄西北岗、武官村北地。在M1001大墓墓室东侧,有37个埋人和动物的坑,其中埋人的22个,埋马的有7个。马坑中的马骨上有华丽的辔头、铜泡及绿松石等。这里所殉之马是田猎用的,所殉之人为田猎燕乐的侍从。武官大墓的北、南两条墓道内都有马坑发现。武官大墓的北墓道有四个长方形坑,呈十字形排列,东、北、西三坑分别埋马6、6、4匹,南坑埋二人,一人执戈,一人握铃。南墓道内有三个长方形坑,呈“品”字排列,每坑埋有四马。近墓室还有三人一狗,二人对蹲,一人作跪状。可能是马队的管理者或看门人。作为祭祀的马坑更多有发现。殷墟王陵东区大墓M1400东南方向就是大面积的祭祀场所,已探出祭祀坑250座,发掘191座,祭祀坑排列整齐,内埋有被砍头的人架,也有全躯者,还埋有马、猪等其他动物。在西区大墓M1550东南约80米处曾钻探出祭祀坑120座,已发掘40座。这些祭祀坑绝大部分多埋动物,以马坑最多,有30座,每坑埋马数最少1匹,最多的则达8匹,而以一坑2马和一坑6马为多,前者有12个坑,后者有11个。另有牛、猪、羊等其他动物。这些祭祀坑是分多次埋人的。更多的则是车马同葬。殷墟自发掘以来,截止到1990年,共发现车马坑22座,其发现地在小屯宫殿区、孝民屯南地、孝民屯东南地、大司空村、白家坟西北地等。殷代车马坑中大都埋一车两马,也发现有一车四马的,如小屯宫殿区的M20中埋一车四马。
周代继承了商代的葬俗,仍以马和车马作为随葬品。西周时期的车马坑更有大量发现。河南浚县辛村曾发掘出14座西周时期卫国的车马坑。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发掘出数多个马坑,坑内埋葬的马少者2-6匹,多者20-70匹,表明西周时期马葬情况。陕西丰镐遗址的普渡村、张家坡等地也有大量车马坑发现,仅张家坡就有十余座车马坑,陕西扶风黄堆,陕西武功黄家河,甘肃灵台白草坡,青海都兰诺木洪,新疆巴里坤的石人子乡、南湾、兰州湾,山东胶县西庵以及北京房山琉璃河等,这些地方都发掘出以马和车马随葬的实物。
春秋时期各国墓葬也发现有大量车马随葬。如洛阳东周墓、郑国墓、虢国墓、齐鲁墓、晋墓、蔡墓、楚墓、曾国墓、秦墓等。其中虢国墓中的一等墓车马坑有车10辆,马20匹,二等的也有车5辆,马10匹,而齐鲁墓的殉马坑,共有228匹马随葬。一直到秦代,秦始皇陵区内还发现有马和车马随葬。
秦始皇身为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皇帝,其陪葬物相对前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人所共知的兵马俑外,也用真车真马随葬。
秦始皇陵目前已发现用真马陪葬的马厩坑有两处。一处位于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一带,此处的马厩坑已发现98座。这些坑分作南北向呈三行排列,有的埋有一马,有的还伴有陶俑。所有的马厩坑均东西向,马头面西,陶俑多数面东。马的骨骼基本完整,有的是杀死后埋入的,有的是活埋的。马头前放有陶盆、陶罐,有的陶盆内还遗留有谷子、稻草,说明陶盆、陶罐是用来放饲料和盛水的。陶俑位于马头的前边或马头两侧的壁龛内,俑前放有陶灯、铁镰或铁斧、铁锸等物。从马厩坑出土的器物上刻画的“中厩”、“宫厩”、“三厩”、“左厩”等字样,并参照《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厩苑律》等文献可知,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象征着秦王朝的“厩苑”,马是宫廷的苑马,陶俑即厩苑内饲养马的仆役。
另一马厩坑位于秦始皇陵西侧内外城垣之间,平面呈曲尺形。曲尺的一端东西长117米,南北宽6.6-8.4米;另一端南北长84.4米,东西宽8.6-9.4米,距现地表深约4米。马的骨骼基本完整。三匹马一组置于方盒状木椁内,一组组密集排列。马的四肢作跪卧状,在一匹马的口内还发现一把铜刀,说明马是杀死后埋入的。此坑尚未完全发掘,估计里面埋有数百匹马。马厩坑试掘方内还出土大陶俑数个,亦当是饲养马的仆役。
秦始皇陵陪葬的两处马厩坑,一位于始皇陵外城的东边,一位于始皇陵内外城西垣之间。这种布局象征着京都的厩苑一在城内,一在城外。古代天子所居的京城内都有厩苑。秦朝很可能承袭了《周礼》所记说的“天子十有二闲”(闲即厩)的制度。秦始皇陵马厩坑的布局,也充分显示了古代“事死如事生”的葬仪制度。
以车马实物殉葬之俗在匈奴、吐蕃等民族中也存在。在匈奴人的墓葬中曾发现有以马殉葬的遗迹。考古工作者在匈奴活动过的地域发现了许多匈奴墓葬,其葬品具有草原文化的特色,也有以马和马具殉葬的。古代吐蕃人也有以马随葬的习俗。《旧唐书》:“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箭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这种墓葬制从现存的吐蕃时代的赞普王陵都可明显见到。松赞干布的陵墓里就随葬了许多珍贵宝玩,有他出征时穿过的金盔甲,还有纯金骑士和战马等。吐蕃时期前后,藏族苯教的葬制中马也是重要随葬物之一。据国外学者研究,苯教的葬制十分繁琐,赞普死后,需随葬一百匹马,或一百匹牦牛、一百只山羊和一百只绵羊,最后经过多次持续不断的诵经后火化。
(二)马俑葬
不是以真马而是以象征的方式表示用马殉葬的丧仪在秦和秦以后是极其普遍的,这种象征的方式就是马俑葬。
商代墓葬以马葬和车马葬为主,同时也有不是以真马殉葬的,但只见于女性墓葬。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随葬礼器中有大量玉器制品,其中有数十件动物雕像,如牛、虎、豹、羊、马等。其中的玉马,玲珑剔透,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工艺水平很高。自此以后,玉制、铜制、铁制的马作为随葬品经常可见。妇好墓出土的玉马等动物雕像,就是以雕塑的形式代替了动物本身。这样的葬法在秦始皇陵墓中也有突出表现。秦始皇陵除了以真马随葬外,更多的是以象征的方式代替实物,如以铜车马代替真车马,以马俑代替真马,以骑兵俑代替真人真马等。
1978年夏,考古工作者在始皇陵现封土西侧约20米处,通过钻探发现铜车马坑位。坑的平面呈“巾”字形,长、宽各55米,总面积3025平方米。1980年12月进行局部试掘时,发现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即秦陵一号铜车马和二号铜车马。两乘铜车马作面西方向一前一后纵置在一长方盒状的木椁内。由于木椁腐朽,坑顶塌陷,两乘铜车马被压碎,铜马腿折。经考古工作者修复,已恢复原状。铜车马由铜车、铜马和铜御官组成。车马系驾齐全,装饰豪华富丽。铜车马的车、马和御官的大小约相当于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两乘铜车马均为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铜马。一号铜车马车舆作横长方形,二号铜车马车舆平面呈“凸”形。一号铜车马车上立有圆伞,伞下站立一铜御官俑,二号铜车马车舆前室内跽坐一铜御官俑,车舆的顶部有一椭圆的拱形车盖。一号铜车马车上还备有铜弩、铜矢等兵器,二号铜车马的车舆的内外绘着夔龙纹、夔凤纹、流云纹以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两乘铜车马都以大量的金、银构件为饰,详见本书第五章。据学者们研究,第一乘铜车马为戎车;第二乘铜车马为安车,都是皇帝乘舆中的车子。秦汉时代皇帝出行都有一定数量的车队伴随,即卤簿,秦陵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似属于卤簿中的车子。秦始皇陵的铜车马虽然豪华高贵,但已与商周之时以真车真马随葬的制度不同,这里的铜车马实际上属于车俑和马俑的范畴。当然,最典型的俑葬当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葬。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村民打机井时,意外地发现了八个残破的陶俑和其他一些文物,当即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考古工作者于当年7月开始试掘、勘察和钻探,至1975年上半年基本试掘完毕。据初步调查断定,这一秦俑坑的规模宏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4.5-6.5米,总面积计为14260平方米,里面埋藏陶俑、陶马6000余件。这就是一号兵马俑坑。其后又在一号兵马俑坑东端北侧、西端北侧、中部北侧发现了二号、三号和四号兵马俑坑。二号兵马俑坑面积6000平方米左右,埋藏大型陶俑、陶马1400余件。三号兵马俑坑520平方米,埋藏战车一乘、陶马4匹和卫兵俑68个。四号坑未建成。秦始皇陵兵马俑三个坑总计面积约有20780平方米。一、二、三号坑的发掘和试掘工作一直在进行中,一号坑已经发掘但未完毕,目前仍在继续发掘,二、三号坑只是作了部分试掘。
仅就目前发掘来看,有关马和马车的遗物是极其丰富的。据学者们研究推算,一、二、三号兵马俑坑计有陶俑7000余件,战车130乘,驾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有116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是秦始皇生前卫戍军的象征。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和未建成的四号坑是按照古代军阵排列的,一号坑为右军,二号坑为左军,未建成的四号坑为拟议中的中军,三号坑为军幕即指挥部,一、二、三、四号坑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列体系。这组兵马俑军阵位于始皇陵东侧,象征着秦始皇生前守卫京城的戍卫军。有人认为,秦兵马俑坑不是秦始皇陵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秦始皇为表彰统一全国的军功所树的纪念碑式的“封”。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对此说进行了批驳。袁先生从俑坑出土的文字资料、俑坑出土的遗物、遗迹以及俑坑在秦始皇陵园建筑布局中的地位等方面综合研究后,认为秦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是整个秦始皇陵园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以后,用真马陪葬的墓葬较为少见,而以马俑陪葬的丧制仍然延续。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相传为周亚夫之墓,其陪葬坑内就出土兵马俑2548件。1984年在江苏徐州市发现的汉墓中也出土兵马俑4000余件。
(三)石人石马
以石人石兽置墓前的葬制传说在尧舜禹时代就已存在。《水经注》中记尧母陵和尧陵前均有石兽。周代丧俗中传说也有此葬制。《格致镜原》卷七引《洞微志》:“汴都之南百里有周公墓。前一石人,能作怪人。”又引《物原》云:“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马。”但这些都是传说,可能有些附会的成分。但到了汉代,霍去病和张骞陵墓前都确实置放有石人石兽,说明此时已经有此葬制。
西汉名将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下令为他筑冢,并雕刻石人石马等石雕像,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等,立在冢前,以彰其业绩。霍去病从18岁起统帅军队,曾先后六次远征匈奴,为汉家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不幸的是他24岁时就因病去世了。霍去病英年早逝,汉武帝十分悲伤,“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霍去病墓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北约9公里的茂陵东北1000米处。《史记索引》引姚氏案语说“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霍去病墓今之面貌已与古有所不同,但石人石马等石刻尚有部分留存。霍去病墓石刻现共发现16件,有怪人、怪兽食芋、卧牛、人抱兽、卧猪、卧虎、卧象、短口鱼、长口鱼、獭、蝠、左司空刻石、平原刻石等,其中与马有关的造型最为引人注目,有起马(又称奔马、跃马、人马、初起马)、站马(又称马踏匈奴、马踏老人、石马)、卧马等。对于这些石人石马,人们有各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为了表彰霍去病的功绩而设立,有人则认为是随葬品采取了由地下搬移到地上的形式。此二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这些石刻形象实际上是充当了伴随死去的霍去病的角色,同时也是汉武帝对霍去病建立功绩的一种表彰,它寄托的是生者对逝者的一种怀念之情。
张骞墓前也有石人石兽。张骞和霍去病这两个人物都是与匈奴、与西域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使西域的外交家,霍去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远征匈奴和西域的军事家,他们都谙熟西域的风土人情,他们的一生和西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事死如事生”,他们死后的葬仪中可能有西域文化的成分。近年在新疆地区的阿勒泰、富蕴、清河、哈巴河、吉木乃、布尔津、温泉等县发掘的石人石棺墓文化,都发现有石人立像或立石。石人石棺墓的早期可到秦汉之际,当时那一带广泛分布着匈奴人。此时的西亚、北非陵墓和神殿前亦有置放石兽的礼俗。霍去病和张骞墓前的石人石马,可能就是受了这种葬俗的影响,并通过这些石刻形象,张扬他们在西域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业绩。
受此葬俗影响,西汉后墓前立石人石马者甚多。《水经注》卷四、九、十、十二对此多有记载。关于汉代墓葬石刻的考古发现也不少,如咸阳潘家村石狮、河南邺县石柱、嘉祥县武氏祠石兽、曲阜孔林石兽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葬制已经极其普遍,有时朝廷甚至还下达有关“造石人兽碑”禁令,但并没有禁止此风。至唐代,陵墓前列置石刻形成定制。帝王与人臣有别,人臣也分若干等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陵石刻。
唐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北部的渭北高原和北山山脉。唐陵规模宏大,葬制与前代有所创新和发展。陵墓前大型石刻的设置,就是突出的例证。唐陵石刻包括有石虎、石狮、蕃像、石碑、石人、仗马、鸵鸟、翼马、犀牛和石望柱等。唐陵除了献陵外,均置有石马,自高宗乾陵开始诸唐陵还在鸵鸟与华表之间立翼马(桥陵为翼兽)一对。昭陵六骏置于陵北,其他唐陵则于神道置五对仗马、北门外置三对仗马。神道的五队仗马,即帝王的仪仗队伍的一部分。昭陵六骏一说是为纪念唐太宗生前所骑乘的六匹马而立,《唐会要》卷二十:“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但更可能的是,昭陵六骏和唐陵北门置六马,与古人的“天子驾六”这一信仰有关。唐陵前立置的翼马,头有角,两肋生翼,是天马的象征。天马本是域外之物,将其立于墓前,有“怀远之德”之意。同时,天马在古人的观念中又为瑞祥之物,“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以翼马立墓前,以此象征明君盛世。
唐陵墓前设置石马之制为宋、明、清诸帝陵所承袭。特别以明十三陵最具代表性。在历代王陵中,明十三陵保存得比较完整。明代的14个皇帝除了第七个皇帝(代宗朱祁钰)葬在北京西郊金山外,其余13个皇帝都埋葬在昌平天寿山,统称“明十三陵”。明十三陵陵区建筑有神道、石牌坊、大红门、大碑亭、龙凤门等。大红门是陵区的门户,是祭陵必经之路。南面距门103米处,东西各有下马碑一座,碑身前后两面用双钩线镌刻楷书“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字。十三陵神道中的石兽群像最为引人注目。自南而北共有石兽、石像36躯,分列神道两旁。其次序为:狮坐像2,狮立像2,獬豸坐像2,獬豸立像2,骆驼坐像2,骆驼立像2,象坐像2,象立像2,麒麟坐像2,麒麟立像2,马坐像2,马立像2,武臣立像4,文臣立像4,勋臣立像4。这些石像均相隔44米,左右相对各置一躯,全部用整块白石琢成。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载:“宣德十年(1435)四月辛酉,修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等于御道东西。”这些石人石马等石像,作为葬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起到了陪葬、象征生前仪卫以及装饰陵墓的作用。
(四)纸钱纸马
为死者送纸钱纸马,是中国许多民族民间广为存在的葬俗。以纸马作为冥器由来甚久。汉、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流行,新疆古墓曾出土有相当于北朝时期的剪纸作品,是纸类冥器的最早实物。到了宋元时期,纸钱、纸马之俗已经普遍盛行。
宋元时期民间纸马铺卖各种纸马,此种纸马相当于民间剪纸,但不限于冥器。吴自牧《梦粱录》:“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这里纸马铺所卖财马、回头马等,与门神、桃符并列,说明当时春节期间的祭祀活动中已有纸马之类。
元代清明节时,上坟祭祖,必用纸钱纸马。元杂剧中多有这方面的描写。《老生儿》第三折:
往纸马铺门首唱了个肥诺,讨了些纸钱,酒店门首又讨了半瓶酒,食店里又讨了一个馒头。
上坟祭奠死去的先人,祭者又怕死者在地府“争这馒头闹将起来”,便把馒头“劈作两半个,一半供养公公婆婆,这一半供养父母亲”。当然,也少不了要烧些纸钱。
元代的唐古忒人、畏吾儿人也有纸马随葬习俗。唐古忒人火化死者时,要把大量的绘制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物图形的树皮纸等与尸体一起火化。认为这样死者就会在阴间享受纸片上所画人物、乘骑、钱币和衣物等。畏吾儿人受汉人影响,也行纸马之葬,但不为法令所允许。《元典章》卷三十《礼部》卷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条:“休以汉儿体例纸做来的金银纸房、纸人、纸马、袄子休做者。”此令表明纸马之俗在汉族、畏吾儿中都很盛行。
元代以纸钱纸马为冥器之风过于兴盛,以致使统治者多次下达禁令。《元典章》中有“禁约厚葬”、“禁丧葬纸房子”等禁令。后者云:“都省议得:除纸钱之外,据纸糊房子、金钱人马并彩帛衣服帐奠等物,钦依圣旨事意,截日尽行禁断,咨情照验施行。”
从冥婚也可以看出古代纸马祭奠死者之俗。《马可波罗游记》中记有元代蒙古人的冥婚习俗:“鞑靼人家里如果有儿子夭亡,而另有一家的女儿也早逝的话,他们就彼此替自己亡故的儿女,像他们在生时一样办理婚姻手续。同时,在一些纸片上,画一些侍从和马匹、各种动物、衣服、金钱和日用器皿,把这些纸片和正式婚约用火焚化,以便送到阴间,供给他们的儿女享用,让他们彼此成为正式夫妻,组织家庭。双方父母办过这种仪式后,也成为亲戚,宛如他们的儿女真正结了亲一样的来往。”类似马可波罗所记的这种冥婚习俗在汉族和其他一些民族中实际上也是广为存在的。焚烧纸马、纸钱等仪式背后的信仰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
明清至今,为死者焚烧纸钱纸马的习俗一直在流行。
马在丧葬习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纸马、俑马,都是真马的象征,早期的帝王和贵族甚至以真马陪葬。“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事死如事生”,死界如生界,今生所需要的也是来世所必需的,这种生死观是人们使用马匹或马匹象征物来随葬和祭奠死者的重要原因。古今丧葬文化中与马有关的许多习俗惯制,正是因为马在人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并赢得人们的崇敬、珍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