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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本书研讨生肖马的文化蕴涵,侧重说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该种动物在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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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驿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中国古代驿传制度开始于殷商,以后各代相承,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制度。直到民国初年,才告废除。在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驿传制度中,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乘车曰“?”,曰“传”,乘马曰“遽”,曰“驿”。甲骨文中有几个表示信息传递的字,如“传”、“?”、“?”等,“?”是“?”的初文,“?”是“?”的本字。甲骨文辞中还有“?来归”、“?往”、“?散”、“传氏”等记载。由于后世驿站主要乘马,所以表示乘车的?等字就不再通用,“驿”成了通用的字。
驿传经商周时期初步建立并逐渐完善后,到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重大发展。此时由于社会的发展,各诸侯国之间彼此交流的需要越来越强烈,与此相适应,驿传也普遍发展起来。《左传》中多有关于“?置”的记载。如文公十六年:“楚子乘?会师于临品。”襄公二十八年:“吾将使?奔问诸晋而以告。”这里的?就相当于后来的驿站,《国语》、《周礼》、《孟子》中也有关于此时驿传的记载,说明驿传在当时已很普遍。?置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一般是30里,也有50里一置的。?置的主要任务是传递政治和军事消息。
秦汉之时,为适应统一后的全国交通、军事等方面的需要,广泛发展驿传事业。在交通要道上设亭,就始于此时。一般是十里一亭,每亭设有亭长等职。汉代全国普遍设有邮和驿,为传递有关匈奴的军事信息,还在边塞军事防线上设有亭、隧等。汉代的邮比亭还密集,每五里一邮,任务是传送文书,主要由人来传送。驿与邮相似,但传送的往往是紧急公文,使者要乘用马匹,所以叫驿骑。驿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样,也是30里一置,并设有驿卒。
汉代的驿还设有传舍,以供使者和政府官吏止宿。官吏役使车马,按等级分为置传、驰传、乘传和轺传四种,《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汉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用四匹上等马的称置传,用四匹中等马的为驰传,用四匹下等马的为乘传,用一两匹马的为轺传。秦汉时期的驿传制度有许多被后代承袭下来,直到唐代,发展到相当完备的阶段。
唐代的中国是一个强盛的大国,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驿传事业也发展较快。唐代在各水陆交通要道上广设馆驿,构成了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驿路网络。
唐代的驿也是每30里一置,驿长负责,每驿辖有众多驿夫和驿马。据学者们研究统计,全国陆驿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七,分为七等,最大的有驿夫二十五,马匹七十五;最小的也有驿夫二,马匹八。唐代驿马的来源有官给和役民马等途径,也有官给民养的。有时马匹紧张,还用驴代替马,称为驿驴。水驿虽不用马,但水陆相兼的驿,仍需大量马匹,有时驿马还要济河渡津。唐代奉差传送公文者和赴京上任、述职者,都称为驿使。驿使又分乘驿和给传,前者乘马,后者乘车,并根据官阶的高低配备一定数目的马匹,多的有十匹,少的则一两匹。役使往来要有银牌、角符等凭证,乘驿者每日要行六驿,即180里,乘传者每日行程为120里。遇紧急情况则要更快,有时甚至要日行500里。安禄山兵叛范阳,唐玄宗6天之后就得到了消息。范阳距临潼约有2000里,驿使骑马奔驰的速度每天约300余里。然而,唐代驿传的功能似乎还远不止于此。唐玄宗为了博得杨贵妃“千金一笑”,就曾经利用过驿传。《新唐书?杨贵妃传》: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李肇《国史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
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杜牧的《过华清官》诗: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宋代以60里为一驿,并且以军卒为驿夫,较以前各代有所不同。除驿外,还设有递铺,递铺设置距离从25里到10里不等,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水递等方式,传送政府文书。步、马、急递等方式是根据所传送文书的轻重缓急来决定的,“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马递、急递都属于快速传递,马递要日行300里,急递则要日行400里。熙宁中又增设金字牌急脚递,要日行500里。传统小说《岳飞传》中有皇帝下达十二道金牌火速招岳飞回京而被害风波亭的故事,十二道金牌,大概就是金字牌急脚递之类。宋代驿传制度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决定的。
元代是中国驿传制度最为发达最为完备的一代。“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主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以大都为中心,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站赤遍及11个行省,远达今中国本土以外的四大汗国。“站赤”系蒙古语jamcˇi的音译。Jam意为路途止顿处,cˇi为词尾附加成分,Jam音译成汉语则为“站”,驿站实际上是意译加音译的结果。Jam即“站”进入汉语后成为汉语里广为使用的一个词素,车站的“站”就是从蒙古语Jam来的。
元代站赤有达达站和汉站两种。达达站即蒙古站,主要行于边地;汉站行于腹地,有马站、车站、水站、船站等。关于元代的站赤,《元史?兵志》有载:
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今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其官有驿令,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诘,皆统之于政通院及中书兵部。而站户缺乏逃亡,则又以时签补,且加赈恤焉。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
意大利人约翰?柯拉《大汗国记》中对元代站赤也有记述:
境内各城邑间,皆有邮差所居。邮差或步行,或骑马,腰股上系响铃,为皇帝送公文,行近时则将腰上之响铃振之,声达站内。站内闻之,亦如此准备,接到公文,即行火速奔驰,递送第三站,如是而递之全国各地,昼夜不停,至送达目的地为止。虽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可于十五日内悉之。
可见元代站赤之发达。
根据《元史》等文献的记载可知,元代站赤分水陆两种,陆站用马、牛、驴、车等,在辽东还用狗,水站则用舟。站赤官有驿令、提领等,还设有脱脱禾孙作为验证官,以验使命之真伪。这些官职都统摄在政通院及兵部之下。站赤领有站户,站户与民户异籍,固定在驿站上,世代相袭。站赤所用车马之类,有的由官府“和买”,发给站户饲养应役,有的则由站户共资购买。来往使节、公差使用马匹根据等级而定,从五匹到二匹不等。乘驿必须持有牌符作为凭证。有金字圆牌、银字圆牌、铺马圣旨和札子等。朝廷遣使佩金字圆牌,诸王公遣使佩银字圆牌。圆牌主要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上刻有海冬青图像,后又改铸蒙古八思八文字,上写“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违者治罪”。佩戴圆牌的使者,可优先选择良马,可兼程驰驿,甚至在马乏之时可以夺取民马以完成使命。铺马圣旨主要发给一般公事差遣人员,圣旨上标明用马的数目。除了站赤以外,元承宋制,也设有急递铺。
明代的驿传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等。陆路设马驿,一般以60里或80里为一驿。驿站备有马匹,以供役使。要冲之地,设马80-30匹不等,非要冲之地,设马20-5匹不等。驿马分上中下三等,马脖子上挂有小牌,注明等级。驿使往来也要凭借符信。关于明代驿传制度,已有专文专著论述,此处从略。
清代版图辽阔,驿传发达。清政府在全国广设驿、站、军塘、台、所、铺等多种不同形式的驿置。仍主要以马和马车为驿传工具,水路则用船。公文递送一般要日行300里,紧急公文则要日行四五百里以上。给驿乘马、车船的多少,也都按官员级别的高低而定。清末,近代交通工具进人中国社会,传统的驿传制度受到了冲击。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邮传部,主办邮政事务,驿站事务统归邮传部管理。至民国时期,驿传制度逐渐废除。
马在几千年驿传制度中,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马之善走、有力,是人们选择马匹作为驿用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将马易之以牛,让驿使们坐着牛车或骑着牛,恐怕什么紧急的事情都耽误了。马在古代交通、通讯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驿”字从马,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