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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本书研讨生肖马的文化蕴涵,侧重说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该种动物在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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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器时代的马遗迹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人类和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从动物向人进化的过程中以及人类社会形成后的每一发展阶段,人都离不开动物。在“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时代,“人”和动物似乎处于一种平等地位。人猿揖别后,人类才成了“万物之灵”,但动物一直是人类重要的伙伴和朋友。
早在直立人和智人阶段,人类就已经同马打交道了。在旧石器时代的一些原始文化遗址中,有许多动物化石相伴。这些伴出的动物化石中,较为普遍的发现是三门马化石。
处于旧石器时代初期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在他们生活过的地带,发现有大批动物骨化石,其中哺乳动物化石29种。元谋人的文化遗物有石制品,还有不少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可能是用来作为骨器的。与元谋人相伴的动物有剑齿虎、爪蹄兽、桑氏鬣狗以及云南马等。
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鬣狗、剑齿虎、纳玛象等二十余种,其中还有长鼻三趾马、三门马等。西侯度文化遗址还发现有不少烧骨、烧角等,甚至还发现有火烧过的马牙。
距今约80万-6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他们也经常与马打交道。狩猎是蓝田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蓝田人相伴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有三门马、中国缟鬣狗、李氏野猪、丽牛、水鹿等41种。
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在他们生活过的山洞里,也发现有大批被打碎或被烧过的动物骨片。北京人文化伴出的动物化石有百余种,多为哺乳动物,达94种,主要有剑齿虎、洞熊、扁角鹿、肿骨鹿、三门马等。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火不仅可以使人熟食、取暖、照明,而且还可以用来作为与野兽斗争的武器。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他们的体质和外貌已经接近现代人。与山顶洞人伴出的动物化石有54种,其中哺乳动物48种。山顶洞人不但会用火,而且还发明了弓箭。这对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原始初民来说不亚于一场革命。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的动物,只是与原始人相伴而存在的。那时人和动物可能是互为食物,还不存在人对动物的驯化。原始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类,马也仍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马,人和马都还处于进化发展阶段,还谈不上人类对马的驯服和畜养。但人类已经会制造和使用一些石器,山顶洞人甚至会使用弓箭,可以想见,人类在自然界还是处于一种相对的支配地位的。我国古生物学家曾对中国猿人产地堆积中采集的动物化石进行研究,发现与中国猿人同时相伴的马骨主要是三门马骨。三门马是中国猿人的猎品之一,这些马骨主要是猿人吃剩下来的残物,也有零星的马骨制作的原始工具。人类远祖与进化中的马共处,甚至将其作为狩猎和食用对象,这应当视为人类马文化之肇始。
到了新石器时代,渔猎是仅次于农业的一种生产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相当的位置。随着人们狩猎动物数量的增多,一些动物逐渐被人们驯服,家畜饲养业作为副业生产出现了。中国畜牧业的发生,即可上溯到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许多动物被驯化为家畜,畜牧业开始发展。在我国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家畜和家禽的遗骨。这些遗骨,有的散见于堆积层中或废弃的灰坑、窖坑中,有的则发现于墓葬坑内,说明人们不但食动物之肉,而且用动物作为随葬物。此外,还发现有家畜形状的陶器或其他器物。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我国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但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不同,畜牧业的发生、发展在全国各地是不尽平衡的。具体到某一家畜品种上,也是不尽平衡的。从考古发现来看,猪、狗在前,羊、牛稍后,而马的驯养则较晚。
最早的家畜遗骨出于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里,出土有确认为家畜的猪、狗的遗骨,还发现有陶塑的猪头和羊的形象。河北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猪骨数量也很多,有的窖穴内甚至埋藏有整具猪骨架。在我国南方,年代较早的新石器遗址中,也有家畜遗骨出土。河姆渡遗址不仅出土有猪骨,还发现有狗和水牛的遗骨,此外还出土有陶塑的猪,陶器上还刻画有猪的图案。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址,发现的家畜种类更多。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家畜遗骨有猪、狗、鸡和牛四种,一些遗址还出土有羊骨。马家窑文化遗址,不但发现有猪、狗、羊、鸡等家畜家禽遗骨,甚至还发现有用整只猪、狗、羊作为随葬品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发现有诸多家畜遗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墓葬,盛行用整只猪或半只猪、猪头或下颌骨随葬,用猪作为随葬品极为普遍。各地饲养的动物除了成群的猪、狗以外,牛和山羊的数目也不少。大汶口和王因遗址还出土了家牛骸骨,表明黄河流域当时已经开始饲养黄牛。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马的驯服已经开始。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猪、狗、牛、羊、鸡的骨骼,其中以猪的骨骼为最多。在庙底沟遗址发现的26个龙山早期灰坑中,比同一地点168个仰韶文化灰坑出土的猪骨数量还多。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猪骨和羊骨数量也比大汶口文化增加许多,不少龙山墓葬多用猪下颌骨随葬,有的一处墓葬随葬的猪下颌骨就多达几十件。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许多遗址中还发现了动物卜骨,卜骨以羊肩胛骨为最多,其次为猪骨和牛骨。在南方,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遗址,发现的家畜有猪、牛、羊和鸡,屈家岭文化还发现有鸡、羊的陶塑。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也出土有猪、狗、水牛的遗骨。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的家畜遗骨来看,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养畜业,猪、狗饲养发生时间较早,发展也较快,牛、羊的饲养发生时间稍晚,其中羊多见于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而马的饲养则发生较晚。
野生的马被人类驯化为役畜,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较其他各种家畜为晚。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遗址中,虽然仍然发现有马骨相伴,但都很难断定是已经驯化了的家马马骨。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马骨发现,但当时是母系社会繁荣期,男人从事的狩猎活动只不过是生活资料的一种补充,畜牧业还没有充分发展。只有到了父系社会,男人成为“畜群的主人”,马的驯养才有可能。甘肃永靖马家湾、内蒙古包头转龙藏、吉林扶余北长岗子、河南汤阴白营、南京北阴阳营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也有大量马骨发现,这些马骨可能就是家养马骨。目前较普遍的看法是,我国马的驯养,最早当始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在山东龙山文化(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中,曾发现有大批兽骨,其中马骨、牛骨的数量仅次于猪骨、狗骨,在各种动物骨骼中占第二位。说明此时马已经被人们驯服为役畜,中国北方已经开始普遍养马了。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有许多关于驯马的传说。炎帝和黄帝是古史传说中两位重要人物。炎帝神农氏善于耕稼,制造了翻土工具,发明了农业。关于黄帝,则有“服牛乘马”之说。所谓“服牛乘马”,就是驯服、役使牛马的意思。尧舜禹时期,王位实行禅让制。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都是经过四岳十二牧同意后才实现的。这里的“十二牧”,大概是当时的一些部落首领,而以“牧”为首领之称,说明当时的主要部落应是以畜牧为主的部落。以上这些虽然仅仅是传说,但却是原始畜牧生活的一种形象反映。至夏商周时期,中国的马牧业已经达到相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