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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本书研讨生肖马的文化蕴涵,侧重说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该种动物在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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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马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动物之一。它虽属畜类,但人们在它身上却寄托了丰富的情感和精神。作为十二生肖信仰之一的马生肖信仰,便是这种精神和情感的集中体现。
十二生肖,又称十二属相,是我国民间计算年龄的一种方法。即在十二地支符号后配以十二种动物名称,形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每隔十二年,循环一次,以此来纪年和计算人的年龄。生于某年之人,则属某种动物。
生肖信仰是中国最为广泛、最为普遍、最为流行、最为久远的一种民间信仰。它虽然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和“教义”,却深深地在中国人的心中扎下了根。千百年来,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大地上曾经涌现出无数圣贤哲人,他们的思想和主张曾影响了一代或几代中国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像生肖信仰这么普遍,这么久远。生肖信仰上可追溯至原始时代,下则绵延至当今社会,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相沿积久,长期积淀,已成为中国人集体意识的一部分。
马生肖信仰和其他所有生肖动物信仰一样,产生于人类社会初期,与初民的动物崇拜心理、古老的动物纪年法和原始的巫术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史前时期,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类就已经与各种动物打交道了。在我国发现的许多原始文化遗址中都有动物化石相伴而出。我国各地发现的原始岩画中也多见有各种动物形象。原始时代,人和动物混杂相处,人类尚处于一种物我不分或物我合一的蒙昧状态。对于原始人来说,动物是其衣食之源,也是其某种精神寄托,特别是那些有着特殊本领或生殖能力强的动物,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羡慕之心,而那些凶猛的动物则会引起人们的敬畏心理。人类对动物的这种复杂的心理积淀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对动物的崇拜。民族学材料表明,世界上每个处于原始阶段的民族都存在动物崇拜心理。
人和动物的密切关系使人们看待事物时往往以动物为参照系。天上闪烁的群星,使人想起动物,于是有了大熊、白狼、牵牛等星座;地上蜿蜒起伏的山脉,使人想起动物,于是有了鸡冠山、牛首山、马鞍山等山名。类似的思维方式也用于时间概念的表达,于是就有了猴年马月之类的动物纪年法。
动物纪年法是人类较早产生的一种纪年法。这种纪年法即以动物为年、月、日、时等命名。对于最初的人类来说,用一、二、三、四等数字表示时间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他们总是用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表示年月等时间,如“草青月”、“草黄月”等。某些动物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经常出现,或经常表现出某些特征,也会被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人们很自然就会用老鼠活动最频繁时表示半夜、用公鸡打鸣时表示天亮,于是就有了“鼠时”、“鸡鸣时”等时间表示法。这些方法都是形象纪年法,表示时间的动物等都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既具有表示时间的功能,又具有提示功能,所以许多民族自然地形成并采用了这样的纪年方法。用数字或抽象符号纪年的方法显然晚于用动物等纪年的形象纪年法。
汉族先民曾用干支纪年法。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六十甲子表,主要用于记日和记时。干支纪年法是否来源于动物纪年法,抑或它本身就是一种动物纪年法,尚难得以充分证明,所以目前还只能把十二地支看做是用以表示时间的十二个抽象符号。商之前为夏,使用夏历。商之后为周,使用周历。夏商周三代所使用的历法并不一致,他们在建立王朝之前都有着各自一套的历法,而且采用的可能是比较抽象的纪时方法,如商代有干支纪时法,周代则有了“一之月”、“二之月”、“七月”、“九月”(《诗经?豳风?七月》)等用数字表示月份的方法。这样完整抽象的历法不可能是一下子形成的,其前一定经历过类似动物纪年法的形象纪年法阶段,随着人们抽象认识事物能力的提高,才发展成为抽象的纪年方法。汉族先民既然已经有了较为先进的抽象纪年法,就不可能再退回到诸如动物纪年法之类的形象纪年法上,而一些非汉族先民的形象纪年法此时则正处于向抽象纪年法发展阶段。随着汉族先民和非汉族先民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的不断交往,动物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后来逐渐走向融合,干支配以各种动物,于是便有了十二生肖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清人赵翼《陔余丛考》认为:“盖此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将十二支配以各种动物,目前已知最早的是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竹简《日书》中。《日书》主要记载有关选择吉日以便行事之内容,其甲种《日书》背面“盗者”一节中记载了不同的时辰、与时辰相配的动物以及这一时辰出现的盗者的相貌特征:“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善弄,手黑色;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大辟膈而偻;寅,虎也,盗者壮,希须,面有黑焉;卯,兔也,盗者大面头?;辰,盗者男子,赭色;巳,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午,鹿也,盗者长颈小?,其身不全;未,马也,盗者长须耳;申,环也,盗者圆面;酉,水也,盗者?而黄色,疵在面;戌,老羊也,盗者赤色,亥,豕也,盗者大鼻。”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与后世同;辰时动物缺,巳之虫即为蛇;午为鹿,未为马,申之环即为猿(猴),酉之水即为雉(鸡),戌为羊,亥为豕。这里记载的动物除个别者外已与后世的生肖动物基本相同。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竹简《日书》,其年代可到战国时期,此时正是汉族先民的华夏族系和非汉族先民各族系各种交往频繁之时,纪时纪年法交融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又在天水发现汉简秦《日书》,也记载有完整的十二生肖,但与云梦《日书》不尽相同。由于许多民族都处于动态发展中,其用来纪年的动物也不尽相同(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存在),不可能与干支法完全匹配,所以两种历法最初结合时必然出现上述情况。与汉族今日之生肖动物完全相同的记载出现在东汉王充《论衡》之《物势》、《言毒》等篇中。王充《论衡?物势篇》云:“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又云:“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共计提到十一种生肖之名。《言毒》篇有“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之句,恰巧补上了“辰龙”这一生肖。可见在东汉时期十二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匹配已经基本固定了。
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使干支纪年与动物纪年交融得更加紧密。据《北史》记载,北周宇文护的母亲阎氏被执北齐,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这里已经将动物纪年与人的年龄结合起来。南北朝时期还盛行以十二生肖动物俑作为陪葬物的葬俗,如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十号墓和十七号墓出土有动物生肖俑,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上有十二生肖动物图像。北朝这些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说明此时十二生肖信仰已经相当流行。北朝政权多为非汉族建立,有许多游牧民族生活在中原地区(上引宇文一姓即为鲜卑姓氏),这样必定会使本来就存在的相互交融的两种纪年法再次得到强化,所以此时生肖信仰要比前代兴盛,也导致了紧随其后的隋唐时代的生肖文化的繁盛。考古发现了许多隋唐五代时期生肖文物,有十二生肖铜镜、十二生肖俑,刻有十二生肖的墓志,头戴生肖动物的人俑和图案,等等。宋代以后,虽然墓葬中的生肖文物不及隋唐丰富,但十二生肖作为一种民间信仰,一直深深扎在人们心中,直至今天。
生肖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生某年肖某物。如生于牛年之人肖牛,生于马年之人则肖马等。人生某年则肖某种动物的观念,实际上是远古动物崇拜意识的遗留。我们现代人总是骄傲地认为,人类是宇宙万物之灵,是世界的主宰。但在远古人类的心目中可不是这样。在远古时代,人类与自然是处于一体的,正如《庄子?马蹄》中所说“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类与自然万物一样,彼此平等地生活在地球上,互依互存,互相竞争,甚至互为食物。原始思维是一种我向思维,是一种“以己度物”又“以物及人”的思维。他们“以己度物”,认为万物与人类一样,都是有灵的;他们还常常“以物及人”,希望某些事物的特性能转移到人的身上。在初民看来,人类和动物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通过频繁接触和细心观察,他们发现有些动物比自己强大和凶猛,或有着特殊的本领,由此产生畏惧或羡慕心理,又由畏惧和羡慕产生崇拜,并希望这些动物的特性能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希望人类能像马一样跑得快,像牛一样有力气,像老虎一样凶猛,像猴子一样灵活,像绵羊一样温顺。而要获得某种动物的本领,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去吃这种动物的肉。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吃什么补什么”,如吃虎骨可以壮人筋骨,吃牛鞭可以壮阳。在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中,甚至还存在分餐死人尸体的习俗,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死者的勇气和力量。熊和豹子都是勇猛的动物,我们今天说某人胆大妄为时还说“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这些都是原始交感巫术意识在现代社会的遗留。除了吃肉以外,要想获得某种动物的本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将这种动物的名号附在人的身上,如以动物命人名,以动物为生肖等。古人以动物纪年,在这一年出生的人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这种动物一样顺利健康地成长,或获得该动物的某些特殊本领、得到该动物的保佑啊!于是便采取以这种动物为生肖的办法,让自己“属”这种动物,使自己和动物之间建立某种神秘联系,认为这样就可以使该动物的特性转移到本年出生的人的身上。又因为这些动物用来表示年份,所以该生肖动物就成了该年生人的保护神,即所谓“本命年”之类。
马是人类的重要伙伴,是人们狩猎、畜牧、出征、行旅和农耕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动物,它驯服,善走,强壮,有力,人们自然也希望马的特性能转移到人的身上,再加上某些民族的传统动物纪年法中本来就有马这种动物,所以,十二属相之中便有了马,并与十二支中的午相配。
甲骨文中的六十甲子表中已经有了午,但午和马之间是否建立联系还不清楚。甲骨文中的“午”字,按罗振玉和郭沫若的解释,都与马有关。罗振玉认为甲骨文中的午字象马策之形,郭沫若认为是“驭索之象形”。一个认为是马鞭子,一个认为是马缰绳,但都是将午与马联系起来了。
马与午联系起来,在《诗经》中也有记载。《小雅?吉日》:“吉日庚午,即差我马。”意思是庚午这一天为吉日,选择健壮的马匹准备出猎。这里把午日和马联系起来,并认为庚午日是动用马匹的吉日。孔颖达疏云:“必用午日者,盖于辰,午为马故也。”但文献记载中也有将“未”与马联系起来的,而与“午”联系的动物却是鹿。前引睡虎地秦简《日书》:“午,鹿也……未,马也。”这可能是在不同地区产生的变异。《日书》中还有一与午马有关的记录:“毋以午出入臣妾马。”意思是不要在午日做奴隶、马匹等交易。午为用马之吉日,若将马卖出去,是不吉利的。东汉以后,午与马的联系彻底确定。《论衡?物势》:“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晋葛洪《抱朴子?登涉》:“午日称三公者,马也。”
上述记载除了《日书》以外都还没有将马与人联系起来。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提到马时云:“未,马也。盗者长须耳。”认为未时出现的盗者的模样是“长须耳”。这里已经把小偷的模样与马联系在了一起。从上文所引《北史》中的记载来看,当时人们已经将生肖与人的年龄结合起来。这些都是以马肖人的较早记载。但实际上这种心理早在人类社会初期就已经产生了。马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人们对它产生了极其崇拜的心理,人们希望马的一些超人的本领(如马之善走、强壮、有力等)能转移到人的身上,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一切能够得到马神的保佑,谁让自己是马年出生的呢?因此,马年出生的人,在他们的深层观念中,实际上是和马建立了一种交感巫术的关系,他们的性格、命运、婚姻、事业、前途等也似乎都和马有着种种神秘的联系。马属役使动物,一生奔波劳碌,于是那些长年辛苦操劳的马年生人便认为自己的命运与马相似;马在古代军事中作用非凡,战马的优良与多寡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古语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于是那些有一定作为的马年生人便从马身上找到了自信和成就感……他们总是能在马的身上观照到自己的影子,或得到某种心里暗示,似乎自己的一切在冥冥之中都是在受自己所属的生肖――马――的影响而决定的。基于这样一种信仰,以马为生肖,成了我国人生仪礼习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马之间的这种交感巫术关系,是马生肖信仰中最原始、最基本的内涵。围绕这一核心,人们“以己度马”、“以马及人”、“以马及物”,又形成了许多与马有关的文化事象。“以己度马”,即人类以自己为中心去认识马;“以马及人”,即人类以马为中心去看待人;“以马及物”,即人类以马为中心认识万物。民间广为流传的人格化的灵马故事、用马来形容或比喻人和事物的言语习俗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这几种思维方式的存在,丰富了马生肖信仰的内涵,使马生肖信仰又有了更深更广的文化背景。我们现代人所以仍然念念不忘马生肖,除了原始交感巫术意识的潜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为马生肖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从而使马生肖信仰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与马有关的文化事象与马生肖信仰一起,构成了极富特色的中国马文化。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中国的马文化,才能深入地体会到马生肖的真谛。